“打酱油”是一种悲哀。当面对事情的发生，完全无能力去施加作用，大家就变成了打酱油的。曾经，“无能”是一种耻辱——你绝不能当面说一个人无能。但是，眼下的环境，“无能”成为默认的既成事实，自称“打酱油”则是麻木的悲哀：“别问我，我无能！”脸上是调侃的兴奋。

无能的人，集少也不能成多，多了，就是“围观”，有人很浪漫主义的说“围观改变一切”，并没有！中国人爱围观，不是自当下起，围观外国人杀同胞，很起劲，改变了一切没有？没有！因为“围观”，本来对象就是于己无关的事，所以，围观传统代代传，而新加上的时尚是“打酱油”的自嘲，自嘲，就是自认了无能。大家记得么？阿q是我们公共记忆里的酱油王，除了面对吴妈的时候。

也许我的确没有什么大能，但是，一个人起码，不能认定自己无能。认定无能，就是完蛋的开始。

关于“待富者”

忘了是哪个人精教授提出的这个说法，中国没有穷人，只有“待富者”。

这话他肯定思考了很久，关于如何媚上。他觉得这说法很给国家挣脸，也让人民很沉醉于喜悦，全国人民安心等着，哪天摇身一变成为富人。但是，这里面有一个很要命的逻辑，待富者，就是排队等在门外，企图进入那个大门成为“富者”的人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描述过特立独行的人，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，比如不食嗟来之食的乞丐。大千世界，肯定有一些不是富人，也不愿意成为富人的穷人。他们决不是在门口排队的“待富者”！所以，待富者这个概念表面荒谬可笑，内在逻辑更隐含对价值观的垄断，对他人价值取向的无视。

关于“失足妇女”

先前，卖淫妇女也好，妓女也好，鸡也好，这些指代包含轻蔑，但是，只是俗成的客观指代，而“失足妇女”，看似温和，实则浇灭人性，道德上卖淫嫖娼绝对有错，然而规定统一口径描述为“失足”，已经是利用公权力对个人进行道德宣判，这和牵绳子栓妇女游街，毫无本质区别。

记得十年前在上海，经过城隍庙附近的拆迁区，黑乎乎的小巷里，某些人家门上赫然贴着“吸毒之家”的字纸——吸毒固然可憎，但这样的方式，让我打心眼里冒出一阵凉意，人们可以尽情羞辱有罪的人，毫无怜悯和自持，这是我们全体的羞耻。

散后晶晶来家里坐了会儿，说，喜乐，以前真的不明白什么叫喜乐。如今真是喜乐啊！我深以为然，说到后来，相对无语，一脸傻笑。

我们是幸福的鼓浪屿人。

敏感词，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词，它其实是一个偏正词组：“令**敏感（含过敏）的词”。大家都知道这个短句里省略掉的**是谁，嗯，他们本身的名字，也一定是敏感的，所以敏感词的网络版解释是：令敏感词敏感的词。

诚然荒谬的事，然而联想一下出版、电影制作等审查机制，你就会发现更恐怖的荒谬，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，有一些词（包括一些事）是全方位消失了，也就是说，目前出生的孩子，如果你不刻意的教育他，对他来说，汉语里面就有些词是没有的，或者算“生僻”，而实际上，“被敏感”的这些词，不但不能算生僻，往往还是社会生活常识所在。

对于任何一种文化，语言文字是它的坐标，文字量越多，则这种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越高，文化则越丰富和细腻，这个概念，贡布里希在《艺术与错觉》第一章论述得非常精彩，语言文字之于整个思维空间，就是经纬网，网越细，概念定位就越精确。

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，语言文字的精妙，不肖子孙们也是心照的，康熙大帝搜罗天下汉字成前所未有之典，原非为了生僻字的猎奇，而是他引以为骄傲的中华上国文化的精深，就在这汉字的繁衍变化之中。

而这个时代，我们主动藏匿中华文化的文字，这比倒卖文物、甚至卖国，都是更深重的罪孽，孩子所受的教育里，文字量在萎缩，思维的宽度就在萎缩，精密度在降低。历史上，很多高级文明或毁于外族蹂躏，或毁于意识形态差异，然而有组织的限制文字的沟通，只能导致更彻底的文明倒退——“被敏感”的词，绝不是日常的油盐酱醋，而是一些关于人类精神生活，“食色性也”以外的追求的概念，以及记录这个时代生活的公共事件。缺失思想启蒙及社会公民意识的一般民众，很难感觉到它与本身生活的密切关联，所以，这些词、这些在别处作为常识的概念，在我们这棵文明之树上，即将如败叶自然脱落，被麻醉的孩子连些微的阵痛都没有。

清朝的太监，净身后往往留下自己那物，拿瓶子装好，日后下葬时一起埋掉，算是对得起祖宗的一具完整身子。我在想，必须要编一本《敏感词词典》，把这些当下被藏匿、被禁止，从我们日常生活及对下一代的教育里脱落的词，都好好的收集起来，小心保护，日后，它总有回到原本身体上，让我们的文化躯体完整——却不要是成为尸体的那一天。

我委实不想像库斯图里卡《地下》的结尾那般，对我们的孩子说：从前，有一个国家，叫做中国，有一种很美的文字，叫做汉语。

所谓敏感词，我已经很注意，一再发不出来，博客大巴，可耻！

虽说身体住的家没有完成，但精神的家是安稳和快乐的：厦门的生活已经有了节奏，收拾房子、刷油漆、教学、喝茶，我的总结是：在厦门，唯一一件需要赶时间的事，是游泳，因为每天的潮水不会等你。两个月几乎天天游泳，我变得黑，壮实，起初不太敢游很远，现在却是几百米放出去很淡定，每天，习惯在海水里，看阳光、看晚霞、看云、看月亮、看星星、看飞机拉出的白烟、看潮水浪尖踊跃的跳鱼。在这种日子以前，我相信一个人内心美好就足够，但是现在，我知道，假如环境能给你这些，人会吸取力量，强大而无所求，自然也无所畏惧。

更大的力量是来自信仰，自从我信主以来，很少去主内的聚会，来厦门后就不一样了，每周都会去三一堂，礼拜，查经。我以前读神学的书比较多，查经以及主内弟兄分享的时候太少，总觉得靠自己的领悟，修养没有问题。现在却知道了，聚会查经的作用——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对圣经的理解，直接，质朴，互相启发，收获是丰富的，最重要的，不会有自大和狂妄，每周二的聚会，白发如雪的麦长老就坐在桌子的那一头，不管什么内容的讨论，他最后的发言，总是简单直接的让我明朗。

有此演出，认识了小歌迷娉婷，她也是鼓浪屿人，于是约了去查经班，看见麦长老，她好开心的说：我的第一本圣经，就是他送给我的。

这就是鼓浪屿，一个有传承、有力量的地方。我回想起第一次在小雨中摸上岛，黑暗中撞进了三一堂查经聚会的那间小屋——现在我是每周都在这小屋，和亲爱的众兄弟姊妹一起，也就是在我主的家里了。你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？

下周，我要带星期三的查经，一个像我这样常常上舞台和讲台的人，居然感到紧张，我自己很奇异我身体里的变化，会祷告求主看顾我能做的更好。在厦门，我的音乐教学已经开始，我也希望以后能做一个好的传道，那就真的是宁静致远了。

小秘密：雷晶晶的年将70的表姐，是三一堂里弹管风琴的司琴，我要贿赂晶晶，去找她学弹管风琴去！

98年，我从广州北上北京，最大的原因，是我在这个城市找不到能够合作的乐手。当时觉得这个因素很个人。过了五年左右，我忽然发现，当年在广州的音乐人，李春波、毕晓世、张全复、李海鹰、捞仔、张萌萌……全部迁移到了北京，而当年和我同时做音乐的一票人，绝大多数放弃了音乐，少数业余时间玩一下票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王磊成了广州音乐一杆旗，但后来他也回了四川。

广州曾经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，但是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并且也似乎不会再来。广州本地的原创乐队，还是以平均两三年的寿命自生自灭，一直不乏有灵气的人和组合，但是，这个城市的文化土壤和金钱现实是如此一头沉的跷跷板，数年时间就足以磨平大多数音乐青年梦想的棱角。

94年的时候，广州很难找到一个有完整舞台设备、能做现场演出的场地，时隔16年，情形并未见多大改善——这一点与北京、上海差距实在太大，然而，这一点，只是广州文化环境恶劣的一方面而已。

曾经广州有实力雄厚的实验现代舞团，也有创立之初雄心勃勃的芭蕾舞团，如今几乎看不到影子。再看看广州古典音乐的市场……

和北京、上海的各大艺术园区、成熟的视觉艺术展览、推广、市场状态相比，广州也是落后很多的。

文学创作……文化活动……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……大家好像不会联想到广州。

广东的电视媒体，曾经得天独厚的可以直接学习香港，但是现在，和邻居湖南电视业的锐意创新、雷厉风行相比，没有什么亮点可言，和上海、江苏等地方媒体相比，也没有什么优势。

广州人能引以为傲的，除了发达的经济、便捷的生活外，还有传统民间文化，可是，民间文化是任何一个地方理所当然有的肌理和积淀，而文化的含义，在生活、习俗方面的独特之外，更有当下的文学、艺术等创作，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和消费，这些才是判断一个地域的文化是否有张力、活力的标准。堂堂“大广州”，让人津津乐道的只是美食、凉茶和西关的老街之类，那么，这一辈振振有词要保卫广州文化的人们于文化的积淀之上，又做了什么？

写这些话，无非出于好意提醒一下，广东话的强大，本非一个城市电视台的打压（权且相信这种质疑）所能毁掉的。倒是广州人的这种态度，让人觉得很是同情：假如广州这个“文化中心”依然延续目前这种苍白的文化状态，即使广东话益发强大，强大到征服全世界的人都来说，于你们“大广州”又有何荣耀可言？

20多年前，操广东话者在全国都有很强烈的优越感，因为经济的领先。如今，广东话在别的地方是没什么优越感了，理由不言自明。忧国忧民忧方言的那些先生们，你们能不能先让广州有一点真正的文化吸引力，让讲广东的话的人重新有某种优越感呢？这课题，我想比当年的经济课题更为复杂和严峻。

为了方便，可以随时传递信息，但我觉得我对信息的依赖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也没有倾诉狂。思维活动之水准并不在于时时向大众汇报，思考本身，需要更多的时候酝酿和梳理。

因为被墙，因为很多“精英”聚在一起，隐隐有身份不一般的感觉，这种附加值尤为我所憎恶。

这种快餐式的文字游戏，会让很多本来就无法深入思考的人完全缴械，当个人正常的连贯的思考和表述让位于只争朝夕的争奇斗艳，产出物的质量只会与数量成反比。

中国人本身逻辑最差，经验式的、语录式的东西历来不少见，又赶上一个思想极混乱极盲目的时代，机锋、俏皮、文字游戏，于人于己，都不是什么有营养的东西。

所以，我绝对不会写微博。

今天和戈子坐船到市里，他说要送我一双拖鞋，就是那种最古早的，平底人字夹脚，我脚上这双也是人字，但造型太时尚，不是本地人风格。

到了轮渡对面的市场，他找到一档鞋店，然后跟人一顿扯，表明本地身份云云，最后还是要15，我挑了一双绿色的，很是抢眼，当场穿上之后，我便学了用闽南语说“我是本地人！”很是拉风。

戈子说：好了，你有一双拖鞋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海子的原诗在九十年代除了若干大学生，无人能识，到00年左右成了文艺青年必读，后来更进了中学课本。但是，时代真是很大的玩笑，假设海子活在当下，他敢说“我有一所房子”么？你怕是疯了吧，海子！以如今的国情，你写一万年诗也没法有一所房子让你面朝大海的。

海子那个时代，房子还是分的，有一所房子对于人不具备附加值，诗人可以拿房子抒情。2010年，房子不能入诗；当然，骑马和劈柴在鼓浪屿也是不必的，我们得说：拉平板车，兑椰子汁和橙汁。今日戈子送我一双拖鞋，于是我就可以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了。

又去了曾厝安村口，吃了榕树下的沙茶面，又游泳，今天阳光像3000年前那么好，高潮的时候，浪很大，我、邵老师、戈子一字排开，叉开腿坐在沙滩，让浪一次次的冲刷过来，也不说话，惬意到极致。

假如你想要宽阔的海景，你可以坐在沙滩上，假如你有了360度的海景，你就是一座孤岛。我胡思乱想，看看左边的戈子，看看右边的邵老师，很快乐。

昨晚在曾厝垵村里走，看见一个黑人从岔路上拐过来，迎面有个顶着一对朝天辫的小丫头站在路上，手一指黑人兄弟，哇——呜的大叫起来，我和邵老师一路笑到村口！

时隔半年，忽然，真是眼见他起高楼，又眼见他楼塌了。网上捧的和骂的都很有腔调，这两天就找了几个视频好好看了下，看得很有趣，看完，倒是有些不一样的想法。

袁老师讲课，对象是高考生，这类学生其实是最被动、临阵磨枪的群体，让他们拿出死磕温书的时间，来听袁老师插科打诨式的讲课，绝不是为了博一粲，换言之，袁老师的课能为争分夺秒的考生们追捧，其实用价值肯定是极大的，绝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听说书。

归纳一下，袁的课，思路是三个部分：一，历史教材基本内容（这一部分是他最不屑于讲的）；二，他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，也就是目前在大众中争议最大的、游离于官方历史教案之外的他的史观；三，关于如何串联复习思路，以及分析高考出题的可能性。

这样一来，我们就非常清晰的得到了一个大概：学生们最热爱的，显然是袁老师在第三条上的洞见，这与他们的前途休戚相关。而袁老师则最看重第二条，也就是能够借学生愿意认真聆听的考前课堂，来宣讲自己对历史的理解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，学生最爱解惑（这个惑当然只是关于考分的惑），老师则乐于传道，实际上，台上台下，听者言者是小有错位的——袁老师的史观并不高深独特，但你要说十几岁的孩子能理解多少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
令举国哗然的，无非是袁老师个人史观的争议性，然而，我倒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我上面分析的第三条，也就是分析高考出题思路这一环节，在这方面，我们能看出更深的意思来。

袁老师对于高考历年出题的思路是非常熟悉的，哪些是必考的主题，哪些是一定不会考的东西，绝对有根据。这样的根据，倒让我更能看清高考出题-教育方针-官方思想控制之间的关系，比如，去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，很自然的，历史上涉及改革内容的事件，就占了考题的很大比重。而类似古代史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这样不能“与时俱进”的主题，就几乎是绝对的安全区——千万不要小看了只是一个考试题目的设定，select的潜在引导之下，青年对历史的着重记忆、解读历史的思维方式，必然是随着官方的思路养成的。……还有比高考如此重要的人生关口更高效的洗脑机会吗？

袁老师一边在给学生精心准备敲门砖的同时，作为学史的人，他何尝不知道此乃饮鸩止渴，尤其是，对于那些以后并不打算以历史为发展方向的青年来说，高考也许就是他们一生对历史理解的定型。所以，袁老师一再强调，考完高考就应该把这教材全部忘掉，此外，他力求灌输更多接近史实的常识，不论是作为学史人的良知，还是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责任，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（他大可没必要费那么多功夫，去跟很有可能听不懂的孩子讲这么多于己弊大于利的内容。）

前几年我渐渐的领悟到，所谓意识形态的灌输，绝不仅仅是局限于政治的领域，而是通过教材和宣传，在文化、艺术，乃至书写和表达方式方面，它并不是要你只看它自己一个是带颜色的，而是希望你看到整个世界，都是它要你看到的颜色。意识形态的阴影无处不在，网络上众多青年对攻的丑态就是明证：这些人无论立场左右，一概称对方为“粪”，可怜的是，即使你反谁，你用来攻击人家的谩骂语言，都是人家从你小时候教你的。在这样被全方位催眠造成的思维窠臼里，是不能指望创造力的。

这也正是袁张扬、露骨乃至不无过火的授课的原因——我非常确信他要以这种稍夸张的姿态，让心性和价值观都游移不定的孩子能留下更深的印象，埋下引导孩子去寻求真实的种子，一方面削弱灌输，一方面提起关于历史的兴趣，那姿态出于他对历史的忧虑，出于一种责任感。老实说，我同意网上的一些人的意见：袁老师的史学造诣乃至修养绝对不属出类拔萃，其见识颇有局限性。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，以及作为老师的责任感和能力，都相当值得肯定，令我深深敬佩。

在如此冷漠、人人自危的社会之中，苟且自保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常态，中国鲜有公共知识分子，只有“公公知识分子”，道德感、操守、社会责任，是这个麻木的时代最稀缺的东西，也是麻木的人民最需要的东西。我从陈丹青、韩寒、袁腾飞身上看到这种人民需要的声音，所以，我不会以他们学识的高低去臧否之。即使渺小如一滴水，那也是一滴清水。

人民并不是麻木的，苟且也许并不是出于没有良知，而仅仅是出于懦弱，有人只能在心里小声的说，越没人提醒，这种声音可能连自己都听不见了，这时候，需要有人大声的说出来，人们才会发觉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。

袁老师发出了一个声音，这时候，有人要让他闭嘴，这很自然。荒唐的是，另一种人冷眼旁观，呐呐自语说：傻逼，这嗓子一般啊，其实我声音比他好听多了。

还有比这更“中国”、同时也更可悲的情形么？

进去就看见了熟悉的光头爵士女流氓（这是干爹对dee dee的定义），唱得如火如荼。这简直就是走路捡到巨款啊！

dee dee唱完一首，就讲音乐，戴眼镜的翻译官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听得我狂汗不止，总体的能力是能将dee dee每段话的关键词淹没于大堆中文套话中，我将此疑惑甩给黑老师，他的反应极为滚刀肉：我见过更烂的，所以，我很习惯……

后来herbie上去也玩了一首，接着也讲音乐，内容不赘述，我会把我的理解放到我自己的讲座中去。乐队演奏的时候，有两个小子不知死活去找herbie要签名，herbie指了指舞台，严正的拒绝了。

昨天的演出在中山音乐堂，因为是美国人内部活动（这个词显得很神秘），不对外售票，所以，很难得的大家才混进去。

这次二老带的乐队，是蒙克爵士学院的学生军，说是学生军，几位“学生”的水平是中国乐手难以企及的。也许是巨擘压台的缘故，乐手们玩得很是节制——这是难得的好事，我们在各种爵士节看到的乐队，往往演奏过犹不及，因着“我是有个性的音乐家”的自大与野心（当下爵士乐创作的现状又何尝不如此？）。所以，这支素养高超却又分寸极佳的“学生”乐队，倒是显示出更纯粹的音乐性——没有吹到死不撒手的solo，没有考验耳朵的艰涩乐句，点到为止，几乎有点儿平和中正的感觉了。众乐手中，我最喜欢小号，演奏有弹性有空间，优雅而线条感极佳。alto也很不错，tenor则有点老气横秋，一派smooth气象，容易招瞌睡。众人惊艳的韩国贝斯手，我倒觉得没什么特别过人之处，中规中矩而已。P.S.头一次在中山音乐堂听清楚了double bass的声音（因为是herbie自带的调音师），想想之前那些个演出浑浊的低频，中国音乐的杯具，绝非乐手此一环节。

闲话少讲，dee dee和herbie，是这一晚的精华，而精华中的精华，是dee dee和herbie背靠背坐在琴凳上，唱“my funny vallentine”，dee dee演绎歌曲一向疯，这时在一台钢琴的伴奏下，处理的安静，简直涩，让人脑子空荡荡，第一段歌词唱到结尾，旋律却忽然一正，接着herbie的钢琴滑出来一个如水、如月光的句子——我忽然就想起了miles那个最绝的版本：小号像利刃刺穿灵魂，紧接的钢琴如温水浸泡，于是灵魂当场死掉——今晚这一刹那，是和miles同样高绝的刹那，泪水涌出来，意识就不在了。

dee dee和herbie背靠背坐在琴凳上，唱“my funny vallentine”，梦一样的情形，舞台假如并不是舞台，而是新奥尔良的某个酒馆，两个邂逅的老人如此在钢琴前唱一首歌，是一个景象。70岁的herbie和50多的dee dee，如此静穆和隽永的一个时刻，也许真是仅有的了。

就像过年后从长沙坐飞机回北京，拥挤的机舱，我坐在不靠窗的位置，一直在睡觉，但是，就在降落前20分钟，我忽然醒来，第一次看窗外，一轮红日正在落入云层，从完整的火球到完全隐没，不过三分钟，我就正好看了这三分钟。

很多时候，我默默的说，上帝爱我，致我不错过人生中如此美好的片刻。